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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找到了管理的出路”——专访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东军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 

过去我们往往认为每一个领导者就是一个领导,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经营者。当我们放弃管理者角色的时候,我们的目标会更加明确,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平等。管理实际上是我们的手段,而不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正在从企业的本质思考一些问题,并付诸正确的行动。


    给大专生张东东开出30万元年薪,沈东军面对外界的讶异淡然一笑。尽管事情过去了几个月,他依然不认为这有什么突兀和不妥:“作为一个销售人员,提成几十万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她一直是个销售冠军,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去开发北方市场。她说在三年后希望年薪是30万元,我们只是提前兑现了。”

    说这番话是在2013年1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,一扇偌大的屏风后,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东军端坐于总部办公室宽大的沙发上,接受《董事会》记者的专访。他强调,“我对于人才的判断,不是看她的学历,更多的判断来自于她给企业带来的整体价值。”

    珠宝首饰市场,历来不缺少竞争者,怎样和别的品牌做得不一样?知人善用只是一个方面。

    沈东军的名片上,那句经典的“为下一代珍藏”赫然在目。这是通灵的品牌理念。当其他同行还仅仅是把珠宝当做珠宝卖的时候,寻求差异化已成为通灵珠宝一个发展的重点。沈东军是一个擅长讲品牌故事的人,在他看来,可能通灵的珠宝并不适合每一个人,而是要寻找到和珠宝本身有着同样的情怀和文化内涵的共鸣者。他要赋予产品以更多的文化内涵。

    他的茶几上,摆着一本厚厚的《历史研究》。这位知名珠宝企业的总裁,已经是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,香港科技大学的EMBA,澳门科技大学的工商管理博士,但他并不满足。沈东军说自己一直坚持学习,让自己始终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。他坦承,虽然商学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,但是每个企业处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发展时期,行业也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,能够更好地理顺自身的知识体系,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做事就会更容易一些。每个商学院侧重点不同,这种不同学校的历练可能会出现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,但借助商学院的平台也结交了更多的朋友和老师,他们对通灵的发展提出了意见,这非常值得。

    沈东军很推崇管理大师彼得•德鲁克,德鲁克曾经提出关于NGO组织需要进行管理的《组织五问》,沈东军觉得这同样适用于企业,进而成为他主导推进的《通灵六问》的基础。“我从中找到了管理的出路。”

   《董事会》:不仅仅是做产品,更要做透文化。多年后重新审视走过的品牌之路,你是否有了新的感悟?

    沈东军:我仍然认为珠宝是一个载体,更多时候它还是一种文化或理念。通灵的理念就是为下一代珍藏。我们的品牌和理念是挂钩的。从品牌和文化角度看,我们早就关注消费者的需求,我们的品牌部叫定位创意部。珠宝显然不是简单为了满足物质层面的要求,产品本身充满文化属性。

    作为一个品牌,要提出自己独特的主张。为下一代珍藏的理念,是通灵的起点,也是终点。但不能仅仅满足于提出一个主张,一切都要围绕这个理念来做。这就必须要有意大利的设计,比利时的钻石,必须有柏林电影节的氛围。


    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,你凭什么为下一代珍藏?我们要有独特的工艺,引领时尚的前沿,要有顶级的客户;我们的设计应该是美的,产品应该符合目标消费群的价值观的;我们的产品应该是有故事的,因为故事能打动人。


   《董事会》:打动人的故事,究竟在整个商业模式中发挥怎样的作用?


    沈东军:我们最近开发的一款首饰叫岁月留痕。最里面是白金,然后用一种工艺加上一层黄金,在黄金外面又是一层白色。当戴上十年八年的时候就会脱落一层,再戴一段时间又会脱落一层。这就好比一个人在结婚的时候,皮肤很光洁,随时间推移,皮肤也会像钻戒剥落一样的衰老,但是爱情会记录整个生命的过程。还有一款产品是同一颗钻石切成两半,分别镶嵌在两颗钻戒上,取名穿越时空,一颗钻石的毛坯比喻双方相互吸引、本身就是一体的。

    通灵的大部分产品都有品牌故事,有传承的价值。显然,这样一款产品和在市面上买的其他产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有专门的包装,品牌故事以及客户体验,客户顾问都会把品牌故事告诉消费者,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在传递一种故事。

    “岁月留痕”有我参与创意,设计理念倒未必有直接的想法,就像写失恋歌曲的人未必就真的失恋过。不过,人间的感情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或多或少有过,这款首饰并没有直接源于我自己,但我观察过身边很多人的悲欢离合,我有了一些感悟。

    作为珠宝公司,就是要懂得如何用珠宝这个载体来记录人生。把这些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,就是一个创意。你可以说创意源于我,更来源于我对一些事物的认识。

   《董事会》:企业家唯一的任务,就是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,比如更长远地考虑并制定战略。你对此怎么看?

    沈东军:对企业的创始人来说,始终是承担着一种无限的责任;而对于职业经理人的考核一定是短暂的,有时间期限。企业和职业经理人是契约的关系,但是契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,职业经理人的价值必须是可衡量的。当然,现在的考核机制很难对职业经理人的所有方面都考核到,职业经理人用短线思维考虑问题、或者是做出短期行为,就很难完全避免。

   比如,我们“为下一代珍藏”的理念,短期内利润可能是下降的,不会有太多的回报。要知道,推动一个概念是要花很多钱的,要让别人相信这个概念也要花很多钱,如果是职业经理人,给他一个短期目标,不会带来很好效果的。在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中,就要不断地思考,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,有没有必要坚持去做?在这方面,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,往往会做一些可以用指标体系来短期量化的事情;而董事长、创始人可能会做出更正确的选择。

   《董事会》:很多中国企业在做生意时,注意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成功的商业经验,形成自己的体系。为什么会考虑推动《通灵六问》作为管理思想的总结?

   沈东军:实际上,德鲁克的《组织五问》并不是非常适用通灵,但我对它进行了继承、补充和重新改造,关键是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。在中国,真正去践行德鲁克这种理念的人并不多,我现在是在发扬、实践他的理论。

    科学管理的过程中有一些定律,《通灵六问》其实就是对定律的总结,它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路径和方法论。企业中的人们可以通过“通灵六问”来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,比如你的使命是什么,你的客户是谁,你的客户关注什么,你的目标是什么,你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,你达成目标的策略是什么,等等。


    我认为, 《通灵六问》从一个企业的本质在思考问题。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利于我们企业统一思想,有利于企业的每一个员工明白自己的方向,我们找到了一种思维模式,也可以说有了一个基本的纲领,我们就可以朝着一个方向去做。

    我们通过推动全体员工的《通灵六问》,让每个人梳理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工作,在这个社会上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是什么,这种思考对每个员工、每个组织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这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,因为问题最终要自己去解决,它的精妙之处在于不仅是组织的六问,是一个小的部门的六问,也是每个个体的六问。

   《通灵六问》涉及的既是管理问题,又是文化问题。如果我们都按照这种方法思考问题,认可了这种观点,某种程度来说,本身也是一种文化,让公司文化能够统一、承继。


   《董事会》:对组织中的每个人来说,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转变。


    沈东军:这种改造是卓有成效的。过去我们往往认为每一个领导者就是一个领导,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经营者。当我们放弃管理者角色的时候,我们的目标会更加明确,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平等。

    我认为每一个员工都是一个经营者,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,管理实际上是我们的手段,而不是我们的目的。其实管理者之所以管理,主要是出于经营的需要,经营的本质是成本要低,效果要好,价值最大化。管理向经营转变的过程中,必然有管理的成分在里面,毕竟我还有计划组织协调,但本质上说我是一个经营者,我是出于经营的考虑才会去管理,而不是出于管理的考虑才去经营。

    虽然表面看,是一个名词的改变,实际是把我们每个人都放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。彼得•德鲁克说,管理是一种责任,而不是一种权力。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经营的目的,为了我的使命的达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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